于是，他从汉字的三要素音、形、义出发，对《周易》经传的同辞标记重新加以界定。

与汤先生有交往的后现代哲学研究专家王治河在其《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将11种思潮归在后现代主义的旗下，其中有非哲学、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反美学。汤先生以哲人的眼光肯定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并展望了其未来。

[19] 汤先生特别看重从怀特海思想中引申出的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命题，将之与自己特别主张的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类比。） 现代主义弊病已经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认识，大家也都在积极探寻可能的解决办法。西方主要产生了科学，这比东方更需要一个关于神圣超越的观点。②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残酷的战争。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22-23页。

包国光译：《怀特海：有机哲学》，101页。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在思考中西哲学差异，也是在思考现代性弊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孚便与全经诸有孚一气相贯，盈字便与全经盈字一气相贯，缶字便与全经缶字一气相贯，终字、来字、有他字便与全经终字、来字、有他字一气相贯，此参伍错综之无不通也……余求之十余年，既参伍错综以求其通，而撰《通释》，又纵之横之以求其通，而撰《章句》。

然而，一旦我们能够超越一己学术立场客观地审视《周易》一书，就应当承认，《周易》古经的卦爻符号与经传文辞两套表意系统之间确实存在着大体对应。《泰》二至四互兑，因其失道，则上六爻辞羝羊触藩用羊不用祥。扫象者，全然不论乾为马、坤为牛之具体《易》象，扫辞者，又全然不顾二篇文字之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钟情的经典注疏尽管包括对前人成说的频繁征引，却始终不同于文献资料的采集汇编。

不可否认，此一观点的确符合焦循本人的说法，可我们仍不妨以谨慎的态度冷静视之。义存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而甲乙丙丁等字则无义理可说。

杨效雷先生也表示：焦循在其易学论著中所论之假借虽然基本上都符合古音通假的条件，但缺乏比较充分的文献旁证。二、声音训诂用以解《易》，必不可离 当焦循把解经理路全然收摄在重出《易》辞上时，也势必会顾此失彼地衍生出新的问题。据《说卦》父母六子说，乾为父、父老子少，则老为乾之逸象。于是，清人皮锡瑞便顺理成章地认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不过，二者的共性仅限于此。可问题在于，通假之字既能相互替换，为何不择取其一贯串全篇？对此，焦循用《易》辞实例予以说明。焦循的象辞观看似荒谬绝伦，却同样不能证伪。对此，何泽恒先生颇有同感：《易》非无例，然亦非句句有例，字字有例。

读《易》者，当如学算者之求其法于甲乙丙丁，学琴者之写其音于勹乚艹。相较而言，象数派更多留心于《易》辞细节的条分缕析，而其以象解《易》的理论基点则在于《周易》象辞的严整对应。

刚柔者，爻也……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当时旁通行动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类情者，乃人人易知。旧久字义相关，故乾又有久之逸象。

于是，他从汉字的三要素音、形、义出发，对《周易》经传的同辞标记重新加以界定。尽管《易学三书》表现出浓厚的小学特征，但究其根本，焦氏易学并未理会经传辞句的语义承载功能，声训、义训方法的运用亦非旨在理顺文意，而是作为判定、归并同辞标记的理论工具，所以，音韵训诂只是建构象数体系的技术手段，并不具有根本地位。换言之，汉人其实早已将《周易》经传拆分成字词单元，较少理会辞句的整体文意。或章此翼以见彼翼，或反彼翼以见此翼。《丰》《涣》旁通，二五当位先行成《革》《观》。当然，对致力于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内心有所偏好无可非议，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亦顺理成章，只是不可因此入主出奴、逼古人就范，以致视野浅近、胸襟促狭。

其次，他也不接受王弼、程颐和《周易大全》分传附经的文本编排。他深信，《周易》经传的同辞现象只能说明学者对《易》象缺乏正确的理解，绝不能因此怀疑象辞相应的根本原则。

如人身之络与经联贯，互相纠结，针一穴而府藏皆灵，执一章一句以求其合，宜乎三隅虽举，仍不能以一隅反也。简言之，凡通假之字散见于诸卦经传，即表示此若干《易》卦存在象数关联。

上顾彖辞，下合诸爻之辞，皆一贯，此横之能通也。夫孔子之传，所谓翼也、赞也，文在于此而意通乎彼。

他坚信，《周易》经传的所有文字无不出于圣人的有意安排。至于具体语词之同异，并不妨碍终极义理的表达。在此问题上，焦循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因为这无异于把圣人在古经全篇及经传之间精心设置的相同词句一概舍弃，以致大大减小同辞的规模，最终造成某些《易》辞无法解释的严重后果。

这就意味着，焦循易学中的训诂假借必定与卦爻象数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廖名春先生更是直斥焦循滥言通假、转注，把它们变成制造联系、勉强求通的工具。

然而，从经学史的角度审视，这种异乎寻常的象辞理论此后引发的巨大争议同样不足为奇。诚然，将《周易》一书视作由卦爻运行的指示符连缀而成、否认经传文意价值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

依他之见，虽然经传辞句各具文意，但其实不过是一个个象数标记符的逐字拼接。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19年第2期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进入专题： 周易 焦循 易学 。

伏羲画卦的全部深意皆寓于卦爻运行之中，文王、周公系辞的目的即是以相同字词彰明伏羲创设的象数规则，孔子作传的宗旨则是在文王、周公所作经文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同辞标记。正如清人郭嵩焘所言：汉儒之释经也，强经以就己之说。焦循认为，伏羲的全部思想皆承载于旁通、时行、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之中。依焦氏之见，三圣之《易》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种近乎经、注、疏式的的解释关系：伏羲之卦爻为经，文王、周公之经文为注，孔子之传文为疏。

他相信，有本字之通假与无本字之假借皆属圣人有意为之，其中必定蕴含某种深意。依此观之，以往学界对《周易》经传的种种误解，都是未能领会象辞关系的真正要义造成的。

然而，相当一部分字词在《周易》通篇中仅有一见。此时尚无文字，六十四卦如何行动唯有亲口传授、当面指点，以致千余年后，伏羲之意几近失传。

既然圣人观象系辞采取了参伍错综的方式，注释经传也必须遵循参伍求通的原则： 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当代学者赖贵三先生又沿袭皮氏之说：焦循以假借说《易》，虽独辟畦町，实源于韩婴《韩诗外传》之《易》说，故能发前人之所未发。